今年英语:英语论文：论析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[1]

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，《今年英语:英语论文：论析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[1]》由留学群liuxuequn.com英语编辑整理.
。”(第三十四回)
……“Go on.”(杨译)
……“Please go on.”(霍译)
例5“你明)七服侍我去吧。我认你做女儿，我一调理，你就有出息了。”(第二十七回)
You must come and work for me. I will make you my adopted daughter.(杨译)
How would you like to come and work for me and be my god—daughter?(霍译)
例4中“王夫人”和“袭人”是主仆关系，原文中没有任何礼貌用语，相反带有命令语气。杨译采用祈使句，忠实于原文;而霍译却增加了礼貌词“please"。同样，例5是王熙凤和丫鬓红儿的对话，霍克斯把原文带有命令语气的句子换成了委婉的疑问句，这是因为，英语中是很少用祈使句来征求对方意见的。很显然霍克斯遵循了西方社交中的礼貌原则，这对英语读者来说，显得更自然、更易于接受。
2. 2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
从上述例句看，杨宪益主要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，如对“神仙”、“龙风”、“三从四德”等中国文化中的专有名词多采用直译法以保留原作的特征，视忠实原作为第一要义。在翻译作品时尽量保持原作情调，其目的就是要把本土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西方，以便让西方人了解中国，而很少顾及译文预期读者的可接受性。而霍克斯在翻译这些中国文化中专有词汇时则多采用意译法，其目的就是要让译文读者轻松地理解译文内容。正如他在日后提及翻译《红楼梦》的意图时所言:“使译文读者稍稍感觉到我读原著所感受到的快乐。”当然，上述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策略上的彰显并非随意、偶然的，而是受到一定的外部因素，如意识形态、文化语境等的影响。杨宪益夫妇翻译《红楼梦》时正处于20世纪7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，与当时的大文化语境相比，译者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。当时的“红学”研究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分析文学作品。因此，杨宪益夫妇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及意识形态下，对于译法几乎没有任何选择，只能采用直译手法，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封建统治阶级的言行时，只能在采用异化策略的同时，通过一些选词更加突出其罪恶性，如例句中对“服侍”、“你只管说”等的翻译。相反，自清朝末年以来，中国文学在西方始终处于边缘地位，在西方强大的文化语境下，霍克斯无需输人中国文化因素，而只需按照西方人的口味译出即可。当然，霍克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是不会受其国内意识形态影响的，总体而言，他的翻译方法是符合西方社会主流文化(意识形态)的审美需求的。
3结语
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。在原著面前，译者必须发挥自身的艺术才能和主观能动性，进行堪与原著相媲美的再创作。同时还必须尽量忠实于原著，自觉用原著来约束自己。不同的译者由于受不同的社会文化、历史、意识形态、道德伦理、价值观念、审美情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，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必然会显示出很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。尽管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《红楼梦》时都着力于再现原著的文化艺术价值，尽可能多地保留“原汁原味”，但由于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、不同的侧重点、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不同的意识形态，因此，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的阐释。在翻译过程中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，从而使两本译文彰显了译者不同的主体性。不过，他们都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思想，做到了基本尊重原文与适当发挥主体性的辩证统一，准确把握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度，因此，两本译文都可称为上乘之作。